政策出台,这个规范的程序既是立足于合法层面

北京汽车“限购令”发布之前,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意见征集,并未直接叫停购车,这就给了民众一定的“缓冲期”;而广州“限购令”连夜出台、“先限再听民意”,怎能避免舆论震荡?

如何治愈交通拥堵这一顽疾,让政府伤透了脑筋。为治堵,北京等地相继推出了汽车“限购”令,近日广州亦加入“限购”阵营:6月30号晚上9点,广州市政府突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,7月1日零时起,对全市中小客车试行总量适度调控管理,一个月内广州全市暂停办理中小客车的注册及转移登记。这突然从天而降的“限牌令”引起广州车市的“大地震”。当晚,广州的4S店灯火通明,不少广州市民参与了“抢车大战”。机动车“限牌令”,广州远不算第一个吃螃蟹的,但如此实施的如此“果断”,还是引起了大众对广州“限牌令”前因后果的广泛讨论与关注。

据《广州日报》报道,从7月1日零时起,广州市小汽车“限量”政策正式实施,试行一年。6月30日晚上9时,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,发布《关于广州市试行中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的通告》的相关内容。试行期间全市中小客车增量配额为12万辆,按照每月1万辆进行配置。为做好衔接,广州7月暂停办理牌照登记。而为了在限购令实施之前买车,许多消费者连夜排队抢购,4S店也实施通宵营业应对。

随着汽车产业化的发展和竞争,汽车价格逐步下滑,居民购买力上升,汽车拥有量亦大幅增长,我国已进入汽车平民化时代。但是,汽车进入千家万户表明民众生活质量提高,却也带来不少问题,其中最为突出的矛盾,就是导致各大城市出行拥堵,以及愈发严重的尾气污染。

正如有网友所说,广州“汽车限购”政策出台,在时间节点的把握上堪称“精准”:7月1日开始施行,发布则是在前一天晚上9时。此前并无吹风、听证之类“减震降温”之举。只是在发布会时,广州市交委官员表示,改善方案将在一年“限购”期间广泛听取民意,充分征求意见再行推出。但如此“先限再听民意”,又如何体现民意?

如何制定公共政策

神速推出的“限购”车辆政策,因为其过于强烈的行政命令色彩,很难真正体现民意。在出台“限购”政策之前,广州市相关部门可能也组织过调研,但并没有广泛征求民众意见,而是以一种保密的、刚性的、匆忙的通告方式,公之于众,当然无法阻止民意的强烈反弹。

广州这次出台的“限号令”有三个层面存在问题,一是当地政府此前的表态和现在出台的方案差别太大;二是没有公布一个完整的方案;三是公布时间选择在晚上,有点像搞突然袭击。

现在,“限购”政策已经推出并进入施行阶段,再强调什么试行期间充分征求民意,未免有些程序倒置。如果试行政策失当,则施行一年期间产生的巨大社会成本、行政成本,又由谁来承担?而这样的支出其实是可以节省下来的。

在行政许可法已经实施的背景下,对于汽车限购这样的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,要经历民主程序应该有明确的规定。汽车早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一种奢侈品,因此民众购车行为是一种公共政策,涉及人数多。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当中,应该有一个规范程序,这个规范的程序既是立足于合法层面,也是立足于合情合理的层面。

广州并不是第一个实行汽车限购的城市,可为参照的是,在2010年底,北京市购车“限购令”发布之前,在网上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意见征集,各种意见都得到了充分表达,征求意见期间也并未叫停购车,这就给了民众一定的“缓冲期”。现在广州突然限购,但车辆指标如何配置等重要内容却未见公布,“停摆”一个月,不仅给市民带来不便,也会让不少汽车从业人员陷入窘境,对民生影响很大。

公共政策的制定不是小事,必须遵循民主化、科学化的原则,需要广泛征求民意,甚至吸收民众参与,不应是“保密政策”。当初北京汽车限购时,老百姓尚有几个月的心理预备期,广州此番“夜袭”,显然让许多已将购车纳入计划者猝不及防。尤其对许多被高企的房价逼到城市外围的家庭,必然会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。

当地如此“急刹车”,可能是为了防止出现突击购车的情景,但是在方便管理和尊重民众知情权之间,更应照顾到后者的权益。

任何攸关民众利益的公共政策调整,都必须确保完全的透明度,在政策调整与决策过程中,更应保证权利相关人的充分参与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广州“限牌令”的降生显得有些突兀,难免要影响其后续的执行。

一项涉及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出台,理应经过详尽的调研,广泛征集民意,再通过公开听证等方式慎重推出。这种慎重,既是对正当、合法程序的敬畏,也体现了对公共权力可能干预民众生活的高度警觉。对此,国务院也早有文件,要求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,都要进行听证。

当然,政府也有难言之隐。如果按照常规的听证办法,那么,可以预见,一是相关政策难以获得民众支持;二是风声一起,必然会引发车市恐慌和短期的购车热潮。政府此举,表明已经面临城市交通治理骑虎难下的困境。一个不得已出台的政策,应该是一系列努力均告失败之后的结果。即便如此,政府也需要给民众一个解释,以及一个道歉。

广州市城市拥堵由来已久,空气质量也为人诟病,对此,民众与当地政府的感受应无二致。当地政府以行政强力对车辆总量实行调控,或许有其不得已的苦衷。但问题在于,越是关涉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出台,越是应吸纳民意、尊重基本的程序,而非“先限再听民意”。

专家分析认为,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汽车压力,“限购”成了各地政府最易采取的直接方式。可是限牌治堵,只起到缓释疼痛的效果,但毕竟属治标举措,很难从根本上排解拥堵之痛。拥堵系后果而非原因,治本更要跳出交通之外,以城市发展与扩张模式再造之更高视野解决问题。

各地政府面对拥堵问题,不先反思公交建设不足、限制公车使用,却来干涉市民的钱袋子,属于本末倒置。

而汽车发达国家的治堵之道更多依靠的是市场化的调控手段、管理水平的提高、高科技的力量和制度设计的缜密,大规模使用限行、限购这些行政手段的几乎没有,个中原因值得相关部门深思。

限购令亦与汽车产业规划冲突,恰如火焰与海水的对立。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到限购行列,产能已过剩的汽车产业势必将受到严重打击,品牌分化态势加强,国产中低档汽车的前景更加不容乐观。

要想解决城市交通拥堵,还得由根本上治理。一方面需要减少政府公务用车,尽早公开公车消费;另外一方面,还要科学规划城市区块,合理布局公共资源,减少市民跨区出行次数。同时,大力投资兴建公交系统,打造便利的出行环境,鼓励市民在短距离出行时,选择自行车、步行等绿色方式。